经济新常态述评：新机遇开拓经济发展新空间

如上所说，本文是在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没有颠覆或者悬置法治秩序的意义上作思考，这意味着从法治秩序和法治体系出发，应当继续坚持权力依法行使原则，只是该原则的呈现形态会有所不同。

再次，这种违宪现象所导致的法律后果相较于前两者而言更加模糊。这些与合宪性审查过程中全国人大常委会对规范性文件的审查方法有着明显不同。

经反复研究，才将《宪法》、《地方组织法》和《国务院组织法》中有关国务院职权的条款作为了有关文件的上位法依据。因此可以说，只要存在明显的宪法解释空间，即便全国人大常委会没有做出正式的宪法解释，相关的问题也不会被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认定为违宪。在实定法意义上，宪法具有鲜明的政治性，也是特定政治价值和意识形态重要的正当性来源。但这项工作与宪法的要求还有差距。大规模、多频次地使用违宪概念不符合我国制宪者对违宪概念的传统认识。

根据这些素材，能够在某种程度上支撑起相关的经验研究，也使违宪的初步类型化成为可能，进而可以观察，在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的工作实践中，是如何认识违宪这一概念的。[38]主要包括以下两类：首先，是地方党委和政府违反法定程序任免干部。与经济人相比，生态人 更加侧重人的整体利益、社会利益及长远利益。

[8]关于环境法理论体系的更新，参见吕忠梅:《环境权入宪的理路与设想》，《法学杂志》2018 年第 1 期。代结语 生态文明建设是实现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根本大计、千年大计。（2）社会组织基于存在与发展而维持其运行的相关正当生态利益。所谓生态行为的正当性，是指手段和目的的合比例，即便在法律规范未明或其他特殊情形下，也最终应该满足生态利益正面的保护要求。

法学特别是宪法学如何回应生态建设的法治实践并提供宪法和法律保障方案，甚至构建新的理论体系与话语体系，是无法回避的重大课题。生态宪法作为部门宪法的重要意义在于，尝试构建以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态基本国策和对应的宪法制度为依据的五位一体化研究的部门宪法体系，将传统宪法研究推向全新的领域。

生态制度 在中国文化传统中，生态一词往往指一切美好事物。20世纪90年代关于环境权研究日益活跃，环境权 是一项人权受到多数学者认可，同时环境权的内容及救济也成为学者们的探讨热点。我国环境保护法第4条也明确规定：保护环境是国家的基本国策。[[x]]在1978年宪法中，环境保护被首次写入我国宪法。

根据系统论功能论[6]的观点，任何基于对具体社会现象和问题的理论研究，均有内在形成为某种理论体系甚至系统化的趋势。新中国成立以来，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的法治实践，为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法治体系的构建提供了鲜活素材，而新时代的到来更为之提供了全新的社会基础和要求，改变了近代以来法治被单向输入的基本格局。杜健荣：《法律与社会的共同演化——基于卢曼的社会系统理论反思转型时期法律与社会的关系》，《法制与社会发展》2009年第2期，等等。生态权利的宪法化可谓大势所趋，有学者认为，生态权利、生态价值命题的提出，实际上就是要求在正常的制度和法律框架之内吸收生态环境中现行法律无法破解的难题，以内部化、法律化解决所谓的外部性问题。

他指出：无论是在人那里还是在动物那里，人类生活从肉体方面来说就在于人（和动物一样）靠无机界生活，而人和动物相比越有普遍性，人赖以生活的无机界的范围就越广阔。[[xxix]]张震、张义云：《生态文明入宪视阈下生态安全保障体系建构论》，《求是学刊》2020年第2期。

（3）明晰环境权作为美好生活之权利保障的内在要求。20世纪80年代初，环境权研究刚被受到关注之初，就有学者指出，从权利与义务相统一的认识角度出发更有利且有效地避免陷入从单向度的权利与义务出发提倡环境权的困境。

[[viii]]因此，从一般意义上而言，相比环境，生态概念的针对性、限定性以及生存和发展意涵更能直接满足生态环境保护及生态文明建设的原意。依照相关生态制度的内在逻辑联系，从生态教育到生态治理再到生态监管的制度依次展开。二是宪法作为根本大法，为弥补环境法中环境规范权威性不足发挥兜底作用。[[xix]]因此，生态人是对传统的法律人概念的革新，在有关生态建设的理论研究与实践中，应当将生态人进行类型化分析。（2）国家和人享有可持续发展之权利。作为一门新的子学科，生态宪法学应确定自己的学科定位与基本范畴。

在生态宪法学的研究中，既要探讨生态宪法学的基本范畴与学科定位，更需深度回答生态宪法学所要面对的实践与理论问题。（3）国家生态文明建设之法定职权。

赵宏：《部门宪法的构建方法与功能意义：德国经验与中国问题》，《交大法学》2017年第1期，等等。凯尔森认为：行为之所以成为法律行为正因为它是由法律规范所决定的。

将生态文明的宪法与法律规范体系有机融合到生态文明制度体系的建设当中以及用法治方式和手段保障生态安全即生态安全保障体系的建构要遵循法治化路径[[xxix]]等等。2018年宪法作出修改，使得生态文明成为宪法和国家文明体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主要标志。

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生态兴则文明兴，生态衰则文明衰，最有力地表明了生态与文明之间的内在关系，即生态文明建设已与新时代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根本历史使命紧密地联系在一起。[[x]]陈海嵩：《从环境宪法到生态宪法——世界各国宪法生态化趋势探析》，《云南行政学院学报》2012年第2期。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生态文明建设不仅关系国家未来和人民福祉，更关系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千年大计。实际上，人类社会既有别于自然界但又紧紧依附于自然界，并在本质上最终走向和谐统一的人与自然之间的基本关系，这在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早已得到深刻揭示和阐释。

[11]有学者多年前就曾指出，独立学术话语体系是该学科在学术上说话的权利能力与行为能力，乃至生存空间。（三）契合时代要求的法学话语体系化的深度回应 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的论断，法学界为此提出了围绕新时代法学发展与法治建设的若干新命题。

在笔者看来，就人与自然、生态的关系而言，经历了人类中心主义、生态中心主义、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三个阶段。国家与公民的生态行为、生态义务得以有效规范和阐释的前提在于特定的宪法生态观。

我国关于生态文明建设实践的最集中表述和主张，均体现在党的相关文件中。宪法中新写入的生态文明具有深刻内涵，意味着实现国家的永续发展离不开生态文明建设。

这既是新时代丰富内涵的核心要义之一，也是新时代学术发展的重要实践基础。狭义的生态制度是广义生态制度的核心，是当前提供生态文明建设的宪法和法律保障方案的关键。作为新型的义务形式，生态义务制可以与其他宪法规定的义务制有效联结起来。（3）为着力解决突出生态环境问题、有效防范生态环境风险、提高环境治理水平提供法治思路和具体方案。

同时，也是生态制度形成的行为与事实基础。行为的法律性质等于行为与法律规范的关系。

丁东红：《卢曼和他的社会系统理论》，《世界哲学》2005年第5期。二是不仅仅关注人本身，更关注人与生态之间的合理关系。

注释： [[i]王旭烽主编：《生态文化辞典》，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120-121页。在生态法治视野下，生态权利逐渐演变为人权的重要组成部分，成为其他权利的重要实现基础与发展条件，并进一步带动权利观念相应变迁。